[69]第四，格劳秀斯还提出了一些禁止规则，如禁止用投毒方法杀害敌人。
此文发表在《学术界》2023年第10期，刊载时编辑部出于完全可以理解的考虑删去了一个原有的引注。如日本著名法学家加藤弘之（又名加藤弘蔵）在1868年发表的《立宪政体略》一书，虽还没有启用权力一词，但实际上已经有明确的权利与权力区分意识。
为保持公共之安全或避免灾厄，依紧急之需要，于帝国议会闭会期间，发布代法律之敕令（第8条)。[75]再看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出版的一本有代表性法理学教科书，这本书也没有使用汉语权利，它在一般意义上使用了权力一词，但仍没有将权力放在法学概念的位置。[66]以笔者的阅读所见，当代汉语法学沿用和化权利，是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的。20世纪上半叶，在把权利划分为公权与私权的前提下，将立法权、行政权等公共权力纳入权利概念的外延，是和化权利基本特征在汉译法学基础性读物中的主要呈现形式。又如，关于法的作用，该教科书写道：法是以权利和义务为机制调整人的行为和社会关系的。
[⑦]其中的权和利只是分别表述权势、利财两个单字名词的权宜性连用，并不是一个双字名词，与近现代法学的权利一词没有多少关系。[12]和制外来语是日语词汇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可分和制汉语和和制西语，和制汉语是用汉字创造的日语词汇，但具有汉字本身所没有的新词义。2022年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为10.32亿，互联网普及率为73.0%，其中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57.6%，60岁及以上老年人的互联网普及率为43.2%。
人们所追求的美好生活理应包括数字空间中的美好生活，数字空间中人格尊严的维护和主体价值的保护都需要以数字人权为基础。政府在借助数字资本提升自身能力的同时，不得不让渡部分权力给互联网企业，新的主体间性和空间权力体系逐渐形成。对于需要发挥人的主观性而进行价值判断的事项，对于需要在事实与规范之间进行复杂分析的情形，一般不宜实行自动化决策。在打造泛在可及、优质便利、公平普惠的公共服务体系的基础上，应更加注重提供个性化的服务，不断满足多层次多样化的服务需求。
结语加强数字政府建设已成为全球政府改革的重要方向，数字政府建设对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推动功能，对于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具有引领作用。例如，在郑州红码事件中，一些公职人员滥用职权，利用数字技术对446名从低风险地区到郑州的村镇银行储户赋红码，对871名未在郑州但通过扫他人发送的郑州场所码的储户赋红码，导致储户不仅无法正常取款，而且无法自由出行。
2016年浙江提出最多跑一次改革，不断创新公共服务流程和打破信息孤岛。如何实现数字化和法治化的深度融合，促进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成为数字政府建设的重要课题。未来数字政府建设应着重数字化和法治化的深度融合，走出过度追求工具理性的误区，回归更好地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价值理性。权力技术化和技术权力化，其衍生的效应是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
数字政府建设继承了传统电子政府建设的发展任务，又基于新的历史方位提出了更宏大的历史使命。数字行政法需要为更高程度的行政正义提供支持，而不应降低行政正义的质量和水准。数字政府应当是更为民主的法治政府，通过积极运用新技术扩大公众参与的范围和途径，加大公众参与力度，不断提升公共决策质量，持续增加行政过程的民主正当性，以最终更好地尊重和保障人权。数字政府建设应当以更好地尊重和保障人权为终极价值追求。
数字政府建设不应过度依赖冷冰冰的数据和技术，数字政府应具有重视人际互动、倾听和表达的同理心。自动化决策不应无限扩大化。
（三）数字人权体系建构滞后于数字技术迭代更新物理空间和数字空间的人权存在不同，并不表明传统人权就应当被数字人权取代。同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优化再造政务服务，要求通过规范网上服务事项、优化网上服务流程、推进服务事项网上办理、创新网上服务模式等方式，切实提高政务服务质量与实效。
数字技术不断地挑战以人为核心的传统正当程序，吞噬相对人所享有的程序性权利。除了人身自由权、隐私权、平等权、正当程序权，其他诸如财产权、表达权、监督权、救济权等大量传统人权，在数字政府建设过程中也极易被侵犯。数字技术的发展为传统人权和新兴人权的更好实现，创造了新的机遇。权力技术化和技术权力化，使得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的趋势日益明显。面对公众差异化的社会经济水平以及多元化需求，数字政府的服务创新应当把握不同公众群体的社会差异性，提供更为多元化、个性化的服务。疫情防控中随意赋予红码或黄码，相当于是未经正当程序，就直接给公民带上了电子镣铐。
在算法作出任何与人类的生命、自由或财产息息相关的决定时，人类有权知晓它背后的逻辑和理由，否则人类就被粗暴对待而降级成‘奴隶或‘客体。源于效率行政的电子政府建设虽然提高了政府办公效率，但仅靠以效率为指导的理念不足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当前，数字人权体系建构滞后于数字技术的迭代更新，数字资本侵犯人权的风险日益增大。实现治理现代化，是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重要目标追求。
第一代人权发源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主要为公民政治权利，旨在于保障个人自由。科层制下行政资源的有限性和行政任务的扩张性间日益显现的矛盾，为以提升行政效率为导向的数字政府建设持续提供着契机与动力。
不论一个社会共同体特定的文化和价值如何，每个成员都应该享有受到公平对待的人权。自动化系统可能无法有效听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易剥夺个人有意义的发表意见的机会。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着力解决数字技术运用中存在的权利保障、公平正义等公众普遍关心的法治问题，让数字政府建设进一步得到公众的支持和认可。为了提升效率而忽视公平，将工具理性置于价值理性之首，或试图以工具理性取代价值理性，必然导致效率与公平的显著失衡，数字时代的人权根基也将产生动摇。
数字时代的来临，必然要求人权由物理空间向数字空间拓展。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为实质平等的实现创造了有利条件，应推动从给群众端菜到让群众点菜的转变。
在学历层面，高学历群体对数字政府的认知水平和使用能力更优。（一）从电子政府到数字政府：数据赋能与高效治理电子政府（Electronic government或E-government）也称电子政务，一般是指政府的电子化。
数字政府建设的终极价值追求不应是提升治理效能，而应是更好地尊重和保障人权，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审计跟踪应贯穿决策的全过程，详细记录系统做出的每个决策中应用的实际规则。
只有开放更多的公共数据，不断释放数据红利，才能为数字市场的繁荣与发展夯实基础，才能更好地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提出全面建设数字法治政府。权利束难以包打天下，个人信息保护基础性权利的缺失，导致个人信息难以得到公私法体系的融贯性保护，使得个人无法有效向国家积极主张保护义务。对于可能会受政府决定影响的人，应确保其事先获得有意义的通知。
对不适当的自动化决策，行政机关有义务依法进行改变、撤销或废除。正当程序不仅有助于预防权力滥用，提升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而且有利于更好地保障人权，体现了对人的主体性地位的尊重。
数字政府不仅不能滥用数字技术而侵犯人权，更应主动履行人权保障的积极义务，最大程度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其三，积极运用数字技术保障参与权的有效实现。
其一，推动公共服务的精准化，促进实质平等权的实现。工具理性应当以价值理性为依归，没有价值关怀的工具理性是苍白的。
评论留言